论爱欲解放论在指导婚姻制度变革及个人生活中的作用
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本文的核心理论基于美籍德国犹太裔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以此为基点深入挖掘该理论的在实际的政治与个人实践上发挥的潜力与作用。另外，为方便起见，这里的婚姻制度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婚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民法典》中规定的与实际民间执行的具体措施。当然，马尔库塞的分析是针对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其并不能无条件迁移到当下的中国社会，但是其对于大多数没有改变的情况还是有重要的价值的。
在此先定义一下：爱欲（Eros）并非狭义的性冲动，而是指追求联合、创造与生命肯定的广阔本能，力比多（Libido）则指身体内部的兴奋状态的本能，是其欲念、动机的来源或力量，通常被认为本质上是性欲，但有时也包含其他形式的需求。在文章开头必须强调的是（因为本人最近了解了一下 1977 年法国的公开信事件）：我们所讨论的一切爱欲解放，都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建立在成年个体之间完全、知情、持续、可撤回的同意之上。爱欲的解放旨在反抗服务于操作原则的社会性压抑，而绝非为侵犯和伤害提供借口。诸如恋童、性侵等行为，其本质并非对禁忌的挑战，而是对他人主体性的彻底摧毁，是权力野蛮的滥用的行为，与我们所追求的、以联合与和谐为目标的爱欲背道而驰，是解放事业最坚决的敌人。
为了文章的逻辑完整，我将先简述一下书中的部分内容以作为论证的前提。首先，他基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把爱欲本质论与人类解放论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认为：马克思所指的人类的解放实际上就是指爱欲的解放。解放爱欲自然是本文的主题，但在讨论解放的具体操作（婚姻制度变革及个人生活上的）之前，我们要先了解爱欲具有统一与建设的、非生殖性与多形态的、审美与游戏的、自由流动与和谐的、社会性的与关系性的等特征，下面是书中的原文：
「对本能的发展来说，这种倒退就意味着从以生殖作为目的的性欲向『从身体的某些区域获取快乐』的性欲的倒退。随着这种原始性欲结构的恢复，生殖器功能至上性，同与之相随的肉体的非性欲化一起被打破了。整个有机体都成了性欲的基础，同时本能的目标也不再完全体现在某种特殊的机能上，即『与异性生殖器相接触』。」
「席勒表明，为了解决政治问题，『美学是必由之路，因为正是美导向自由』。而消遣冲动则是这种解放的工具。这种冲动的目的不是『借助』某物来消遣；而是生命本身的消遣，它超越了欲望和外部强制，是无忧无虑的生存的表现，因而是自由本身的表现。人只是在摆脱了内外、身心的一切压制时，只是在不受任何规律和需要压制时，才是自由的。……在一种真正人道的文明中，人类生存将是消遣，而不是苦役，人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
「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在力比多关系的价值和范围方面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将导致那些组织私人人际关系的机构，特别是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家庭的瓦解。」
随后，我们再来了解爱欲是如何被压抑的。首先，我们必须区分一下「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基本压抑是为了人类文明的存续所必需的对本能的改造。它源于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例如资源匮乏；而额外压抑则是指超过基本压抑的，为了维护特定的社会统治和等级制度而施加的额外限制。其次，我们要了解「快乐原则」「现实原则」以及「操作原则」。快乐原则是弗洛伊德理论中人类心理活动最原始、最基本的驱动力，其是本能驱动的直接表达；现实原则则是面对生存环境之下对快乐原则的一种适生存化修正，要求个体考虑外部世界的现实条件、社会规范和长远后果；操作原则则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被扭曲的现实原则，它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实需求，而是为了维持和扩大现存的社会统治体系。
进一步的，我们来研究爱欲被压抑的具体形式。首先，在操作原则的指导下，（现代发达的工业）文明将性欲压缩于生殖功能与生殖器上，为了将人的能量用于劳动，文明必须限制力比多的自由流动，致使身体的其他部分被非性欲化，成为了异化劳动的工具；其次，文明要求人将绝大部分生命时间和能量投入到痛苦的、非愉悦的、强制性的劳动中，计时器等工具将人们的时间切割开来，破坏了作为生命本质的爱欲的自由流动；再者，外部的压抑通过家庭、教育、宗教等制度被个体内在化，成为一种自我压抑，社会压抑被内投于每个个体自身，从而使操作原则的宗旨深入人心；最后，现代社会还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压抑方式，也就是「压抑性反升华」。
在了解了上述特征之后，再加上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力让我们已经足以让我们摆脱现实原则的限制、爱欲本身的自我调节的秩序以及统一与建设的原则（马尔库塞引用了俄耳浦斯的例子，此处不再赘述），我们便可以把其映射到现存的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确定法律权利与义务（换言之，为操作原则服务）的婚姻制度中来，以此试图为社会提供一些改革的「药方」。
首先，2021 版《民法典》中提到了「自由结婚、（终身）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婚姻基本原则。先行剖析「自由结婚、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合法权益」这三条，就会发现其背后的思想源头不言而喻，正是恰逢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力的启蒙思想［例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人生而自由」与社会契约论］（当然，现代中国婚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里只阐述了最核心的内容）。总纲中其他没有什么问题，而终身一夫一妻制正是马尔库塞要批判的：「从历史上看，要把爱欲降格为一夫一妻制生殖器性欲（它使快乐原则完全屈从于现实原则），只有在个体成为其社会设施中劳动的主—客体时，才能做到。」我们已经知道，爱欲具有多形态与流动的特征，它天然地寻求与多个对象建立联系，而终身一夫一妻制直接把这两个核心特征压抑了。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寻求一种不限制人数，完全建立在爱欲的流动上的减轻政府干预（例如登记离婚冷静期 30 天变相纵容了家暴，因为诉讼离婚成本过高）的新型契约关系。当然，现代婚姻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蕴含了启蒙思想内容，还有父权传统的延续以及国家进行人口管理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需求。而马尔库塞的操作原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它揭示了在这些因素背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如何将婚姻最终塑造成一个为劳动力再生产服务的、稳定的社会单元。
而在结婚之后，夫妻双方建立了家庭，再次（第一次是原生家庭）建构了父权体系［事实上，现代大多数社会仍是父权社会（虽然网上打拳声音泛滥，但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之后具体的变化仍待考察）］。因此，男女平等这个原则仍需落到实处。让我们回到正题，父权制家庭这一古老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被操作原则赋予了新的、至关重要的功能。它不再仅仅是血缘和财产的单位，更成为了将社会压抑逻辑内化到个体身上的第一个步骤。在这里，父亲的形象往往与外部世界的规则合流，成为了操作原则的代表。父亲禁止了儿子对母亲的原始爱欲——一种无差别的、寻求全面满足的、与生命之源合一的渴望；其次，父亲将操作原则（强制地）教授给儿子，他规定了性的正常模式，将遍布全身的爱欲压缩到生殖器中，并最终以繁殖为导向；而父亲的形象与禁令则促成了所谓的「良心」抑或「超我」（Super-Ego）的形成；最后，父权制家庭事实上还是一种财产与义务关系，其规定了财产的继承方向以及抚养、赡养等义务，从而牢牢地把爱欲束缚在社会与经济功能的需求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建立社会化抚养制度，让抚养孩子（以及赡养老人）不再是必选项，以解除了财产层面的束缚；另外，社会化抚养制度还允许了更加公正与科学的教育体系存在。即使这个制度（的极端表形）现在看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不过个人认为这是建立真正解放爱欲、施行快乐原则的最重要的一步。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1945—2012）所著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中的文段：
「当马克思观察到家庭内部包含了后来在社会和国家中广泛发展的所有对立时，他洞见的深度远超他本人所意识到的。因为，除非革命连根拔起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这个权力心理得以偷渡其间的纽带，剥削这条『绦虫』便永远无法被消灭。」
不过，社会化抚养并不等于废除家庭。这里的目标是削弱将养育义务与财产、性别秩序联系的制度逻辑，而不是为了剥离亲子间的联结，避免以解放之名复制新的压抑。同时，如果在这一制度中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制度本身会反转成一套更加强大的灌输操作原则的机器，例如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反乌托邦；另外，社会化抚养还可能导致孩童幼年缺乏情感体验，从而导致更深层次的异化乃至创伤。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或许要重新考虑家庭这一存续数十万年制度存在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应该双管齐下，在法理基础、检测指标、制度探索的多重角度下试点、渐进、自愿地建立起社会化抚养体系；同时「重塑」现有的家庭，例如通过延长产假、灵活工作减轻育儿压力，（下文将会提到的）引入多元的家庭组织形式，在削弱家庭作为操作原则的代理的压迫性的同时保留其作为爱欲萌发与情感寄托的港湾作用。
让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中国现存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前面论述过，操作原则将爱欲压缩到以生殖器为核心的一夫一妻制之中，而同性恋、跨性别者等性少数群体（LGBTQIA+）之间的结合，从根本上脱离了繁殖的目的，而是追求纯粹的、非生殖性的快乐和情感联系，从而直接挑战了操作原则；其次，跨性别者则更近一步，重塑性别的同时对自己的肉体与社会关系进行再定义，拒绝接受僵化的与生理决定性的性别身份，其背后蕴藏了对现存压抑社会的深刻质疑。而且跨性别者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对身体的改造时，他们逆转了父权制社会对爱欲的集中与压缩的过程，拒绝了生理与社会建构的性别对身体意义的定义，而是将整个身体爱欲化，自由地实践快乐原则；最后，由于这些行为是对整个现存社会的基本原则进行反抗，那么无论行动者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其的反抗本身就具有了政治意义。让我们来看看马尔库塞对俄耳浦斯与那喀索斯的描写：
「古典传统认为俄耳浦斯与同性恋的产生有关。他与那喀索斯一样，拒绝了正常的爱欲，这不是为了某种禁欲的理想，而是为了某种更完整的爱欲。他与那喀索斯一样，抗拒生育性欲的压抑性秩序。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爱欲的目的是要否定这种秩序，即要实行伟大的拒绝。在以文化英雄普罗米修斯为象征的世界上，这种否定乃是对一切秩序的否定。但在这种否定中，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揭示了一种有其自身秩序、为不同原则支配的新的现实。俄耳浦斯的爱欲改变了存在，他通过解放控制了残酷和死亡。他的语言是歌声，他的工作是消遣。那喀索斯的生命是美，他的存在是沉思。这些形象涉及审美方面，它们的现实原则必须在这个方面寻找和证实。」
因此，允许性少数群体缔结婚姻关系也就十分重要了。目前世界上共有 38 个国家与地区在法律上允许了同性婚姻，其中包含了台湾，这使其在 2019 年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与地区。而在我国的香港，2023 年 10 月，香港终审法院裁定政府须在两年内确立「替代框架」，使同性伴侣关系获得法律承认。本人认为我国应积极吸取国际上相关立法的正确经验，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渐进地从同居协议到真正地对所有性少数群体实行一视同仁的对待（所谓的「婚姻平权」）。当然，本人并未忽略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影响，例如粉红资本主义（Pink Capitalism）积极支持 LGBT 运动，实际上只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部分新殖民主义者还可能利用其对我国进行文化入侵乃至分化人民群众（老一辈人与年轻人）。这便是马尔库塞想要警告我们的压抑性反升华的风险。让我们来看下一段。
以下是作者本人对其的说明：
「用减少和削弱爱欲能量的方式释放性欲。在此过程中，性欲也会蔓延到先前被禁忌的领域和关系。但它不是根据快乐原则重建这些领域和关系，恰恰相反，是现实原则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爱欲。把性系统地引进商业、政治和宣传等领域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性欲获得了某种确定的票房价值或者成了名望的象征或按游戏规则进行的消遣的象征而言，它本身已变成了巩固社会的工具。」
这么看来，压抑性反升华实际上体现了现代资本强大的「收编」作用，例如工会现在已经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手段；嬉皮士运动现已经与主流文化融为一体，曾经反抗的象征业已变成资本炒作的符号。而在在 LGBT 运动中同样如此，原本追求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酷儿（Queer）文化被无害地整合进现有秩序，性少数群体在进入婚姻后被重新赋予经济与社会功能。其的胜利容易被宣传为运动成功的最终标志，从而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社会边缘群体的结构化问题，例如机会不均等与多重歧视，最终失去引领社会变革的革命性力量。
然而，上述论述本身也潜藏着一个更深的陷阱。我们必须警惕，将解放的希望仅仅寄托于让性少数群体「融入」现行的婚姻制度，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更精巧的压抑性反升华。真正的解放，必须超越「正常」「不正常」的二元框架。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性恋的「不正常」，而是社会构建了一个名为异性恋本位（Heteronormativity）的框架，它将以生殖为导向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奉为唯一的、不证自明的正常标准。当仅仅要求婚姻平权时，解放运动就容易被收编为一种同性恋中心主义（Homonormativity）——即通过模仿中产阶级异性恋的体面生活方式，来换取一张进入主流社会的门票。这恰恰是操作原则的狡猾的表现：它成功地将爱欲中流动的、多形态的、挑战私有财产和核心家庭的颠覆性力量，重新驯化为服务于现有秩序的可预测的社会单元。在这里我想引用劳伦・贝兰特（Lauren Gail Berlant，1957—2021）与迈克尔・华纳（Michael David Warner，1958—）的《公共领域中的性》（Sex in Public）中的文段：
「异性恋规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或对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的恐惧；它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每一种形式与安排中被生产出来：民族性、国家与法律；商业；医学；以及教育；同时还体现在叙事、浪漫以及其他被保护的文化空间的惯例与情感之中。」
因此，一场更彻底的爱欲解放运动，其目标不应是扩大「正常」的边界，而应是利用这场斗争作为契机，去彻底瓦解建立起「正常」的社会体系。然而，即使废除旧制度的枷锁，并不意味着爱欲的天堂会自动降临。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天真的解放论——即认为只要打破旧制度，平等和谐的新关系就会自然产生。在现实中，即使在倡导多边恋爱（Polyamory）或关系无政府主义（Relationship Anarchy）的社群内部，人与人之间固有的魅力与社会资源上的差异，都可能转化为新的权力不平等。所谓「自由流动」的爱欲，极有可能汇集在少数拥有爱欲资本的强者周围，制造出新的情感中心与边缘，复制而非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逻辑。因此，真正的爱欲解放，不仅要反抗外部的制度压抑，更需要社群内部发展出一套高度自觉的伦理实践，用以处理嫉妒、承诺、不平等等棘手问题，确保解放不会沦为强者对弱者更精巧的剥削。这要求参与者具备马尔库塞所强调的知识与理性，将解放视为一项持续的、充满自我反思的建设性任务，而非一次性的社会斗争。
在考察完爱欲解放论在社会层面（尤其是婚姻方面）能发挥的作用后，我们现在不妨研究一下爱欲解放论又能如何指导个人生活。
首先，让我们在肉体与性的方面做出行动。前面已经提到过，爱欲具有非生殖性、多形态的、游戏等特征。让我们由浅入深：第一，我们需要多发挥自己的身体的作用，务必不要将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对立（我身边某位患有心理疾病的同学就有此类现象），同时多发挥多种感官的作用，例如静下心来感受轻柔的抚摸、阳光洒在全身的温暖、食物细微的气味……第二，重视 BDSM（绑缚与调教、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Bondage & Discipline, Dominance & Submission, Sadism & Masochism）在性实践中的作用：因为BDSM 本身就将性活动从单纯的生殖器交扩展到全身，甚至摆脱直接性接触，例如绳艺与鞭笞。对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皮肤施加的痛感奇妙地变为了快感的实现。另外，权力交换也是 BDSM 实践中重要的快感来源，例如羞耻 Play 抑或放置游戏。这些活动通过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乃至解构，揭示了性癖的建构性以及「按照美的规律生存」的可能性，并创造了独属于参与者的独特的快乐原则。然而，这种解放性的游戏并非毫无章法，它恰恰建立在一套严谨的、反抗外部世界强制规范的内部伦理之上。与传统的满足性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或干脆前往妓院）不同，BDSM 实践有意识地将性与社会目的切割，在一个通过协商建立的、与异化世界隔离的环境之中设置规则、仪式与身份，这样的「表演」最终将性的目标设定为探索快乐、情感连接和游戏的极致。当然们，这个安全的环境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参与者主动建构的结果。其基石正是 BDSM 社群内部发展出的风险管理框架，例如 SSC 原则（安全、理智、知情同意，Safe, sane and con-sensual）和更晚近的 RACK（风险认知的合意性癖实践，Risk-Aware Consensual Kink）。SSC 原则强调了实践必须在参与者心智健全并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将生理与心理的风险降至最低。而 RACK 原则则承认某些实践天然具有无法消除的风险，它更强调参与者必须对这些风险有充分的认知与沟通，并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这些原则——实践前详尽的沟通、设定明确的界限与安全词——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政治行为。它用主体间的自由契约，取代了操作原则下模糊但强制的社会规范，这恰恰是创造一个局部快乐原则解放区所必需的程序正义，以此防范那些在操作原则渗透之下的权力不平等以及操纵风险。BDSM 社群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个子社群［如皮革、绳艺、宠物扮演）、多样的身份认同（如支配者与服从者（Dom & Sub）、执行者与承受者（Top & Bottom）、主人与奴隶（Master & Slave）、施虐者与受虐者（Sadist & Masochist）等］以及复杂的权力动态所构成的异质空间。与外部世界一样，社群内部同样存在知识壁垒、经验霸权、甚至滥用权力的情况。权力交换的「游戏」最终可能滑向真实的情感操纵与虐待，成为对外部压迫关系的拙劣复制，而非解构。因此，将 BDSM 视为通往爱欲解放的手段，必须正视这些内在的矛盾性与风险。个人在实践过程中同样要考虑资本主义的异化：如果 BDSM 实践实际上只为了宣泄性欲从而帮助参与者「充电」的话，那么实践反而巩固了操作原则；而权力交换也有可能从解构降格到复制现实中的关系，从而加剧了操作原则的内投（将压抑本身变成了快感的来源）。真正的解放需要充足的知识与有意识的行动，不仅要理解马尔库塞的理论，也要学习社群内部经过血泪教训总结出的安全知识和伦理规范。因此，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幸福包含了知识，它是理性动物的特权。但随着意识开始衰退，信息受到控制，个体被大众交往同化，知识也受到了支配和限制。个体并不真正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真正的解放需要充足的知识储备与有意识的行动，从而使 BDSM 实践不只停留在戏仿之中；另外，我们还要警惕 BDSM 文化完全变成一种安逸与「沉默」的亚文化，要是其成为一种消费品与娱乐方式，通过花费金钱得到快感，那么和一夜情有什么区别？所以，BDSM 文化必须警惕自身的商品化倾向，而参与者在实践与解构过后对现实世界的隐形压迫与歧视拥有更加敏锐的注意力，然后通过非商业化的写作抑或社群活动传递其的理念与可能性，挑战主流文化规范，从而真正地演绎大拒绝（Great Refusal）。一种当下社会中真正的 BDSM 实践，目前只会存在于那些有高度拒绝能力的个体之间：他们的目标不是征服，而是探索；不是宣泄，而是联合。在互动的最高点，角色、权力和自我的界限变得模糊，他们体验到一种深刻的、与对方乃至世界融为一体的和谐与宁静。当他们从这个场域中走出之时，他们感受到的不是压力的释放，而是一种内在秩序的重塑和生命能量的扩展，这使他们更有力量去面对和改变那个依然不完美的外部世界。
其次，我们来研究一下日常生活中的爱欲流动。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大多分为这几种：友情、爱情、亲情。这些纽带的具体区别则有：特点不同、对象不同、服务的社会功能不同。先来看特点：友情被视作非身体性的、合作性的关系；爱情中自由恋爱的原则则在第一次女权主义思潮中被提出，其斗争成果延续至今，但是至今仍受到一夫一妻制的压抑；亲情则是一种无性的、保护性的、教育性的情感。至于它们服务的社会功能，友情服务于社会协作和集体活动，是力比多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安全」形式；爱情则是为了繁殖后代与财产继承；亲情则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成为适应操作原则的社会成员，任何直接的性欲表达都是最严厉的禁忌（如乱伦禁忌）。总结一下，除了社会功能之外与具体表现形式之外，爱情与其他情感纽带的唯一区别就剩下了排他性。而至于排他性，也就是终身一夫一妻制，已在前面批判过了。那么，在我们背弃操作原则之后就会发现：友情、爱情、亲情以及其他精神纽带，都是爱欲不同强度与不同表现形态的分化，它们本质上并无区别。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当整个身体都成为爱欲的载体，当关系不再服务于压抑性的社会功能时：友情将不再需要刻意地抑制目标与范围，朋友之间也可以存在深刻的身体亲密和感性交流，而不必被贴上禁忌的标签。亲情中的规训和道德强制的压抑成分将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自然的、基于共同快乐和相互滋养的爱欲联结。「俄耳浦斯之歌平定了动物世界，和解了羔羊与雄狮、雄狮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这句话象征着一种普遍的、和解性的爱欲，它打破了人为的情感纽带间的壁垒。而在个人生活中，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避免功利导向的友谊、爱情甚至是亲情，而是去有意识地建立与深化精神以及身体层面的连接。当然，显然易见地，这也警示我们在现代社会不要堕入性「解放」乃至泛滥的陷阱，忽视性行为背后应存在的精神连接的「支撑」，玩弄他人的情感或是「蔑视」一切为对方尽责的爱情，如此原则意在让爱欲的流动变得完整，免得在异化他人之时异化自己。
第三是关于操作原则的生产力基础——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对快乐原则的否定，其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与生产，它要求个体忍受痛苦、延迟满足、服务于外界强加的工作节奏与目的：「文明首先就是工作的进步，即为获取和增加生活必需品的工作的进步。这种工作本身通常不能带来满足；在弗洛伊德看来，它是不愉快的、痛苦的。」异化劳动还导致了身体与时间的「非性欲化」，它使身体成为工具——这也是生殖器性欲的产生根源——同时将力比多注入生产活动：「（文明）从性欲中获得了它所需的大部分心理能量」；同时，其还粗暴地分割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使得完整与自由的生命体验变得不可能：
「在上班时，人作为一种从事异化操作的工具，其生存时间只是零星的。只有业余时间对他来说才是自由的……但支配本我的快乐原则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说，它不允许对快乐作时间上的瓜分……」
但是前面也提到，虽然现在劳动异化之后的目的转向了维护现存秩序，但对于生存与生产来说，提高生产率以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也就成了「必要之恶」，那么对快乐原则加以限制也就产生了其合理性。但是对于现代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来说，为了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可以被最大限度的削减：例如劳动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的性质，使其不再是对人的体力与精神的消耗。而在最终解放的未来：我们将用游戏（Play，实际上是劳动的升华）来取代异化劳动。这并非意味着人类要变得无所事事，相反，人类的活动将为了活动本身的快乐（为了活动而活动），其是生命能量的自由展现，例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BDSM。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一种新的现实原则的确立，也就是「审美原则」。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认识当前体制下劳动的真面目。首当其冲，我们应主动保护自己的「自由时间」，异化劳动轻则直接侵占自由时间，例如加班，重则将自由时间直接抹除，将其变为为劳动时间提供休息的傀儡。我们还应该主动将自由时间「爱欲化」，不要让自由时间被无孔不入的现存压抑秩序占据，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观，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例如短视频），主动试图在现在实践「游戏」，例如培养一个非功利性质的兴趣爱好（即为了兴趣而兴趣）。其次，我们可以试着在枯燥的工作时间内创造一些微小的「游戏空间」（当然，对于那些基本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的劳动者们，他们更紧要的目的应该是争取必要的权利）。现在作者回想起童年与同伴们在教室里无忧无虑的玩耍的时间，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时间流逝，这又何尝不是在亲身体验被社会异化的过程呢）。放到今天，我们应该关注工作或学习本身的技艺、美感与乐趣，而非外部设定的 KPI 或者应试成绩。不过在这里绝非鼓励读者放弃学习，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给初高中哲学爱好者的一封信：怎么正确对待应试教育下的哲学学习》，我觉得用在这里很好：在学生阶段，放弃学习等于放弃自身的发展权；成功的「游戏」事实上需要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观察、检验与反思上；盲目的解构与反抗本质上背离了你的初衷。
第四则是艺术（广义）在现存秩序之下现在发挥的作用及其蕴含的潜力。首先，根据精神分析理论，那些与操作原则不相容的经验、冲动与真理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而艺术成为了这些被遗忘的记忆的保存地点，是「被压抑物的回归」最主要的形式。艺术通过其象征和形象，保存了人类对一种非压抑性存在的渴望和记忆——一个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和解的世界。
「不仅在个体层次上，而且在属的历史的层次上，艺术也许都是最显而易见的『被压抑物的回归』。艺术想象形成了对没有成功的解放、被抛弃的诺言的无意识记忆。」
其次，艺术代表着以自然和谐、快乐和审美为原则的生命形态的俄耳浦斯以及那喀索斯的形象。他们通过神话与诗歌代代相传，对抗着代表苦役与统治的普罗米修斯。
「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没有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英雄。它们的形象是快乐和实现……文学保存了它们的形象。」
其次，艺术是「审美原则」的前奏，其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规则不同的审美世界，审美原则则在其中发挥作用，构成了对操作原则强而有力的批判。在这个世界中，感性被解放，理性不再是压抑的工具，存在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同时，艺术通过各种描绘的手法，揭示了现实的破碎、痛苦和过于理性，从而唤醒人们对异化现实的批判意识：「自从自由意识觉醒以来，真正的艺术品无不揭示了这种原型的内容，即否定非自由。」最后，在这个由理性与逻辑统治的世界中，爱欲的真理——关于整体性、快乐和身心合一的真理——无法被表达，而艺术成了爱欲广泛表达的唯一语言。艺术通过非概念性的、感性的形式（如色彩、声音、节奏、意象），直接与我们的感官和无意识沟通，传达那些被日常语言所排斥的经验。
「严格地说，企图在理论上构造一种超越操作原则的文化的做法是「不合理的」。理性就是操作原则的合理性……（而艺术）保存了那个「伟大的拒绝」的真理……」
另外，艺术的本质是感性的，它通过提升与肯定感官体验的价值，直接对抗了理性对感性的压抑。然而，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了艺术作用的内在矛盾性：正因为艺术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不同的世界，它在提供解放希望的同时，也可能使这种解放变得无害化和虚幻化。艺术可以使人在欣赏其之后得到「慰藉」，就像 BDSM 实践一样。而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品成为了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即成为了一种被明码标价的商品，它的批判性被市场逻辑所消解，变成了提升品味、装点门面的文化消费品，从而失去了「大拒绝」的力量。因此，我们个人自然要重视艺术的作用，仔细感受艺术品中蕴含的精神力量甚至是艺术品本身的表达形式。事实上，本人经常能看见互联网上有人对后现代艺术「大放厥词」，但艺术的目的绝非停留在让人舒适地观赏中「沉醉」，一件美丽的装饰品反而更加容易融入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后现代艺术则不同，这些艺术家们意识到了旧有的形式隐藏着的压抑性质，因此他们在对表现形式形式的创新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例如后现代文学「零度写作」「短路」等特征以及技法。后现代艺术试图通过拒绝提供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美与和谐来拒绝让观众获得审美上的慰藉，阻止观众采取一种超然的欣赏姿态来消解作品的批判意义。另外，某些后现代艺术作品中，对形式的瓦解本身就是其批判的内容。它不再用某种形式去表达某种内容，而是用形式的瓦解本身来传递意图，例如约翰・凯奇（John Milton Cage Jr.，1912—1992）的《4 分 33 秒》（4′33″）与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arclay Beckett，1906—1989）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因此鉴于艺术的这些特点，我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这几点：首先，在欣赏艺术时有意思地去挖掘艺术的内涵与形式，激活其作为批判武器的功能；其次，让艺术成为探索自身内心世界的手段：当一部作品深深触动你时，试着去理解它唤醒了你内心哪些被遗忘的情感、渴望或记忆，使其成为通向个人和集体无意识的桥梁。这是在实践艺术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的功能；然后，拒绝「文化标签」，抵制将艺术体验异化为聊天时的谈资的冲动。相反，让艺术品向你提出问题，与它进行一场私人与开放的对话。这样意在抵抗对艺术的商品化；接下来，我们要警惕那些包装成反叛与前卫的商业艺术，例如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快时尚T恤。同时去关注那些独立的、实验的、不为主流市场服务的艺术家和作品。这些艺术往往更能保持「大拒绝」的锋芒；最后，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创作属于自己的艺术。无论水平高低，写作、绘画、弹唱等创造性活动本身就是对劳动的升华，是爱欲的直接展现。在这个过程中，你才能完成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到主动的创造者的重要转变。
写了这么多，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不过想要有一个优秀的结尾，我们还应该重新审视「健康」这一概念。贯穿《爱欲与文明》全书，作者实际上就是在引导我们对健康这一概念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审视。当然，我们要首先区分临床意义上造成个体功能障碍与损害的疾病与操作原则定义的疾病。在操作原则主导下，心理健康实质上其实是「适应良好」。一个健康的人，是能够有效压抑自己的本能冲动，遵守社会规范，在工作和家庭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从而成为一个高效理性的社会中的齿轮。「从理论上说，心理健康与神经症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顺从的程度和效果。心理健康是成功的、有效的顺从……」而那些心理「不健康」，患有「神经症」的人，反而可能蕴含着对异化现实的反抗和通往真正健康的潜力。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艺术家的敏感与疯狂、性反常者的格格不入的行为、被迫加班的劳工的斗争与反抗，这些都可能是被压抑的爱欲在反抗操作原则时的表现。他们拒绝完全顺从，因此保留了对一种更完整也更真实的生存方式的记忆与渴望。还有某些艺术，这些在正常眼光看来「不切实际」「不健康」，恰恰在其中保存了解放的爱欲的可能。它们所展现的那个和谐、快乐并且非功利的世界，是对现有健康标准的最有力的批判。从而，我们最终导向了对爱与情感的再定义。在将爱与情感解放出来之后，友情将回归为一种身心合一的联结。当前社会强加于友情之上的去身体化禁令将被解除，深刻的感性交流与身体亲密将不再被视为禁忌，也不必被强制导向排他性的性关系。它将展现为一种非占有的、滋养性的爱欲流动。届时，任何深刻的情感联结都将是力比多的，都将自然地包含感性和身体的层面。它不再需要抑制目标，因为目标已经扩展到整个生命体的和谐共存；而爱情也将成为一种非占有的、扩展的一种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全新体验——当劳动转变为游戏，社会关系基于合作而非竞争时，爱欲就从地下的阴影中走出，成为了构建世界的主导力量。
但愿那种建立在非压抑爱欲的施行快乐原则的世界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出现。
终于写完了～ 前后花了大概本人大半个月时间。在此说明一下，本文的状态其实介于学术文章与个人随笔之间，因此不同地方的语言风格可能有些不同。对于学术文章来说，我们需要具体的论据、严谨的参考资料，中层制度设计、措施的渐进性与可实施性，甚至需要同行评审与「乡野调查」。因此，希望各位读者多多包容，也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
有人可能质疑本文仰赖的理论基础：的确，我也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其总是把其他的科学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去，试图给其带来一些活力。而在使用这些方法来诊断时代的具体断面之时，可能给出的具体解决方法也就要么不易于实践，要么效果不大了。另外，本文也只反映了作者当下的思想观念，因为作者也知道本文的科学依据完全仰赖于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尔库塞理论中的爱欲解放论，说不准过一段时间本人会去认同结构马克思主义了。而且后现代哲学中看来，先验、自足的爱欲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文化建构的产物，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主体嵌入在特定的权力—知识网络中，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则通过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方法指出，所有关于主体的哲学陈述都依赖于语言，而语言本身是差异与延异（Différance）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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